10月26日，标号为HR 3261的《禁止网络盗版法》（Stop Online Piracy Act，简称SOPA）被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Lamar Smith）和12位两党众议员一起引入了众院立法程序，随即引起轩然大波。

SOPA的立法目的是“通过打击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行为而推动市场繁荣、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而法案的题目和内容主旨一样醒目：该法案让美国司法部可以通过寻求法院传票来关停有盗版内容的网站、阻止相关的付款渠道。它激发的支持和反对，也一样黑白鲜明。

支持者主要包括制造内容的电子媒体公司，比如电影公司、电视台、音乐公司、出版社、有线网络，还包括消费品牌产品如耐克、NBA、制药公司以及工会。他们是盗版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是p2p网络上的盗版电影，还是Youtube上的音乐，或者ebay 上的假冒商品，都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也减少了工作岗位数。他们强烈要求尽快通过SOPA，最好是今年。

反对者包括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自由和人权团体，他们认为，第一，这个法案很过时，把原子时代版权概念套用在互联网数码时代，会严重阻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因为这样任何开源和分享的内容，都有可能触及该法律，严重破坏美国世界竞争力。第二，这个法案很反动，任何小小的版权争议都会导致网站的关停，这样谷歌、ebay、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以后基本就无法存在了。反对者把SOPA称为“美国的长城防火墙”，认为这个法案必须被彻底毙掉，没有任何可以修改的基础。

简单地说，SOPA是传统媒体和消费品行业延长黄金岁月的保护伞，却是互联网行业和用户权利的扼杀者，前者只是怀念旧时光，而后者却要誓死消灭这个法案，因此反对者必然会全力厮杀到最后。随着今后法案在众院委员会的审查，对它的阻击还会越来越强烈。

不过，为什么今年64岁的史密斯议员会积极推动SOPA？他的政治献金数据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据美国监督政治献金状况的“阳光基金会”，SOPA法案开始从游说到进入国会程序的三年中（2009-2011年），给史密斯议员捐款的行业最多的就是电子媒体业，共捐款14.8万美元，而给他捐款最多的公司前十名中属于该行业的就有清晰频道通信公司、Barger广播投资、全国有线通讯协会、康卡斯特公司。而法案的另两位重要联署人——加州民主党伯曼（Howard Berman）议员和共和党麦克（Mary Mack）议员拿钱更多：这三年，电子媒体行业是他们两人的首席金主，分别捐给他们了36万美元和22万美元。为了能拉最初的13位议员联署该法案，电子媒体行业已经在这三年给他们公开捐了一百多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付给游说公司的钱和背后的利益运作。

献金的确能推动议员的某些议程，当然也能阻止。史密斯议员的两个大金主微软和AT&T，因为和电子媒体行业利益不那么一致，在是否支持SOPA法案上态度比较暧昧。这两家公司都很支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微软是盗版的一大受害者，但因为该法案赋予了行政当局和其他方面有太多的限制互联网的权限，会潜在伤害微软的互联网内容部分和AT&T网络的利益，毕竟它们并不是电子内容提供商，互联网审查对他们并没好处。这两个公司如果在未来逐步清晰其反对立场，自然会动摇史密斯议员的立场。

反对阵营也不是不会花钱，这三年，各大互联网公司给政客们捐款的数字是谷歌185万美元、eBay 75万、雅虎56万美元、美国在线17万、Facebook 9万美元，收到互联网公司数万到数十万捐款的议员们，自然会在SOPA引入立法程序开始就阻击。如果仔细研究两个行业的捐款数据比较，就会得出，互联网行业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因此SOPA能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小，完全可能在委员会阶段就搁浅。从这个法案的沉浮，我们也能欣赏两个行业在国会山展开的壮观立法战争。

10月31日，正当全球市场欢庆欧盟就希腊纾困方案达成一致，各国首脑准备在法国戛纳G20峰会举香槟庆祝时，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突然宣布将把是否接受欧盟纾困方案提交全民公投，立刻给欧洲政坛和全球市场投下震撼弹。

鲜有人注意到，“帕潘德里欧”先生以欧盟议题公投谋求自身政治前途，已经不是第一遭。熟悉希腊现代史的人会知道，军事独裁后的希腊，基本就是亲欧盟的新民主党“卡拉曼利斯”家族和持民粹立场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帕潘德里欧”家族的拉锯战，而今天的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其实在用他父亲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老政治桥段，目的同样是对付政治对手“卡拉曼利斯”。

那一次是1977年，当时带领希腊人民走出军事独裁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总理，正和欧洲进行关于希腊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谈判。经过惨痛独裁时期，老卡拉曼利斯总理坚定地认为，希腊必须回归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才能从经济上和安全上保证该国走上正常民主国家道路。但过快的欧洲整合也吓住了选民。持社会民粹和民族主义立场的老帕潘德里欧，获得恐惧利益受损的选民支持。在那年年底选战中，他认为希腊加入欧共体会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系统卫星国，让国家计划无法实施，会损伤希腊工农业。他反复强调，“希腊加入共同体的任何重要问题，都不能不经过全民公投而擅自决定”。虽然老卡拉曼利斯通过总理转总统的方式，保证了希腊的欧洲化转型顺利，但老帕潘德里欧也获得了1980年选举大胜，在后来担任了长达十数年的希腊总理。当然上台之后的老帕潘德里欧，通过巧妙的言辞和政治安排，避免了和欧共体的冲撞，这说明了公投牌对于老帕潘德里欧来说，只是国内政治斗争而已，他并不真的那么疯狂。

昔日重来，两老人已去世，儿子们继续角逐希腊政治。2009年，乔治·帕潘德里欧击败时任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重复了1980年底的政治家族换位。偏左立场的小帕潘德里欧接手希腊时，恰逢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实施经济刺激方案，他毫不犹豫仿而效之，终造成了政府债务过多、开支过多、税收过少的局面。因为处于欧元区，希腊的金融财政政策必须收到欧盟的限制，导致希腊政府面临债务违约状况。2010年4月，希腊要求欧盟纾困。经过1年多谈判，欧盟答应纾困，希腊政府也答应缩减开支，但今年6月，在缩减方案中会利益受损的工人和公务员游行抗议，并演化成暴力事件。随着纾困方案即将落实，他的政治前途也遭到了选民的抛弃，小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批评帕潘德里欧的无能经济政策，是希腊走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候，为了个人和党的前途，小帕潘德里欧再祭34年前父亲的欧盟公投牌，把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完全交给了街上叫叫嚷嚷的民众。从国内政治上看，这是老谋深算，在国际政治上看，这叫极端不负责任。如果今天就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民调，60%以上的人会对欧盟纾困方案说不。这基本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即刻的希腊违约和破产；第二，逐步的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就会导致连锁的欧元区解体。

理论上说，希腊违约、破产和退出欧元区，对于希腊来说，也是一种出路。1953年经过马歇尔计划美国经援和一段时期金本位，希腊经济出现了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很难流通的局面。当时的政府宣布取消金本位制，贬值“德拉克马”一半，立刻促进国内出口、增加了工作岗位，让希腊重新经济增长。而纳入欧元区之后，这样的金融操作无法执行，也是希腊危机原因之一。

但问题是希腊民众理解退出欧元区、重新使用“德拉克马”的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吗？在国际社会震惊的同时，帕潘德里欧并没有明确告知民众对欧盟说不的代价，没“吓唬”够。整个欧洲在期待希腊民众稍微有理性的同时，也有理由对这样不负责任的政客表示愤怒，盼望在既定12月4日公投日前，希腊戏剧传统的“天外救星”能突然出现，结束这场闹剧。

卡扎菲之死，终结了今年阿拉伯国家系列革命的第三站。人们自然开始关注目前局势最不稳定的叙利亚，阿萨德总统会是下一个卡扎菲吗，或者他会主动下台吗？

10月24日，年初才上任的美国驻叙利亚的福特大使（Robert Ford）接到了华盛顿的召回令，理由是人身安全上的担忧。大马士革官方媒体最近连续发表文章指责福特大使是叙利亚骚乱的调唆者。福特大使在任期间，常常直接批评叙利亚当局，包括在Facebook的使馆网页上反驳叙官方立场（Facebook在叙利亚能自由访问）。7月，他违反叙利亚关于外交官禁止出大马士革的规定，和法国大使访问了反政府阵地哈马，一周后两国在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遭到了抗议者袭击。9月，在出席反政府抗议者葬礼之后两周，他个人也遭到了支持政府人士的蛋洗。

在叙利亚事件上，美国政府的介入，比在利比亚、埃及、突尼斯等国还要深，而这次撤回大使，也被看成打开了更大干预的可能性。卡扎菲之死，说服了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中对过多介入中东革命局势有效性的怀疑，鼓励了欧美拷贝利比亚模式，和国内反对派联合，逼迫阿萨德下台。

不过，阿萨德曾经和西方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他年轻时候并不是储君，在英国读书并行医，因为王储意外去世，1994年被从英国召回从政，并且在2000年接替他父亲老阿萨德总统上台。父亲在位29年，人称“大马士革强人”。和父亲相比，小阿萨德总统一度被期待是改革的力量，西方国家也曾经给予很大的耐心，把行动迟缓看成是突破父辈阻碍的过程，但十年过去，阿萨德总统已经让国际社会失望。2005年发生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暗杀事件，被认为是阿萨德幕后支持，这一惨剧彻底终结了他和西方蜜月，甚至也破坏了和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关系。

阿萨德总统面临的挑战不小，他的统治，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类似，都是少数派对大多数的统治，而且政治原生支持是最为薄弱：阿萨德家族属于已经是少数派的什叶派中的阿拉维特族人，该族仅仅占全国人口10%，和基督徒人口比例相同，而64%的人口是逊尼派穆斯林。如果叙利亚被阿拉伯之春改变，根据任何新的民主制度，阿萨德势力立刻就会边缘化。目前最大的反对派力量及时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其领袖被阿萨德长期以恐怖主义的名义关押。

当然在老阿萨德统治的30年内，通过利益同化、政治统战和安全部队的方法扩大了自己的政治支持范围，不完全只是阿拉维特族人的统治。阿萨德父子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对黎巴嫩的控制野心、对收回以色列占领土地的决心，获得了国内很多穆斯林的支持。但在类似国家中，阿萨德父子因为政治基础最薄弱，危机感也一直最严重，因此维安行动也比较激进，安全部队出自比较忠诚的阿拉维特族人，除了镇压叛乱之外，还在国内外展开和支持频繁的暗杀行动，黎巴嫩前总理之死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叙利亚政府对始于突尼斯、埃及的革命浪潮反应相当强硬，从4月派坦克部队去叛乱城市弹压开始，武力也没有停止过，最严重的是8月的镇压，联合国称有3000多人死亡。欧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纷纷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镇压、阿萨德下台。英、法、美也试图在联合国通过类似针对利比亚的决议，给国际社会以实质干涉的权利。沙特作为阿拉伯国家盟主，在呼吁阿萨德停火的时候，言辞激烈，明确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停止杀戮机器”。而中国政府也在近日派出代表，希望叙方能实现国内多方会谈，缓解局势。

卡扎菲之惨死，不但让西方确认军事干涉可行，也给了包括长期受到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国内反对力量必胜的信心，加速反对阵营各派的联合过程；对阿萨德总统来说，卡扎菲的惨重教训预示着，如果自己现在妥协，因为政治基础过于薄弱、在未来无谈判砝码，结果要么是流亡，要么卡扎菲的结局就是整个阿萨德家族的结局。在这样的压力下，阿萨德会一边顽抗、一边寻求流亡可能，但不会主动下台交出政权。

安替

利比亚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东六街3号，位于约旦大使馆和塞尔维亚大使馆之间。平时鲜有人进出，使馆官方没有网站，签证业务只能通过代理公司进行。有中国武警看守的大使馆铁门上挂着卡扎菲政府时代的汉字旧门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人民办事处”，而旗杆上已经升起了新政府的旗帜。

无论是在外交关系还是在贸易往来上，中国利比亚都不算密切。此次利比亚革命期间，中国油企在利比亚的利益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其实在利比亚的3.5万中国人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建筑、道路水利工程、通信企业的员工，而三大油企仅仅有400人不到。其实在承包利比亚石油工程，中国油企处处受到西方企业排挤。根据统计，从利比亚石油进口，只占到中国总进口量的3.1%。

虽然卡扎菲1969年政变之后就很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卡扎菲在台湾“远朋班”的个人经历，一直希望和大陆台湾保持双重承认，这自然成为中利建交的障碍，一直到邓小平重新当政时代的1978年，外交关系才建立，但利比亚依然和台湾保持了近乎双轨的实质官方关系。卡扎菲政府曾经很努力地向中国传播他的政治思想，但效果不佳，国人更加关注的是他的狂人形象和他的女保镖，以及他作为反美中东强人的符号意义。

【卡扎菲访华】

1982年10月，在和中国建交4年后，卡扎菲正式访问北京。当时这件事情并不重要，美联社北京分社当时只是引用了新华社关于邓小平接见卡扎菲的英文稿，随便发了一条消息了事，但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上校另类风采，他也的确让记者、接待外交官、以及电视观众开了眼。

1981年卡扎菲决定在随身卫队中引入女保镖，成为世界外交圈的谈资，而1982年10月在卡扎菲访华期间，这些女保镖也是和卡扎菲如影随形。当初利比亚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商量好的方案是，第一架飞机承载外交随员，而卡扎菲在15分钟后抵达的第二架飞机上。结果第一架飞机刚降落，一群持枪女保镖伴随着上校突然出现，让中国接待官员措手不及。之后的卡扎菲的举动更让中方诧异：他拒绝入住钓鱼台国宾馆，而是在旁边草坪上搭建了帐篷居住，门口由女保镖守卫，而让其随员入住国宾馆，这大概在中国外事接待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因为是国事访问，央视对卡扎菲访华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因此女保镖的形象也成为国人对卡扎菲的第一印象。这些女保镖，各个体格强壮，草绿色军装，自然和卡扎菲的言论、帐篷一起，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焦点。最为奇怪的是，卡扎菲在和邓小平举行会见的时候，还主动谈及女保镖问题，甚至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全民皆兵的理论来证明他带女保镖高姿态出访的合理性。为此，他还特别去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对中国外宣】

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是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市内一幢意大利殖民地风格的白色建筑，1970年代成立，曾经一度是卡扎菲的大外宣中心。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世界第三理论，发动文化革命。1976-1979年，通过这个研究中心出版三卷本绿色封皮书，分别是《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法——人民政权》、《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和《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阐述他的混杂政治思想。研究中心至今出版了140多本对绿皮书的系列研究，还在全世界各地资助翻译了30多种语言的绿皮书外文版、邀请学者来讨论绿皮书和卡扎菲思想，一度非常有钱，拥有数百万美元预算。

在卡扎菲1982年访华时，后来的驻利比亚政务参赞时延春做他的翻译，卡送给了时一套最新出版的绿皮书。很快利比亚大使馆带着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外宣任务，找到了时延春和中国外交部，要求在中国翻译出版绿皮书中文版，全部由研究中心买单。

中文版由中国外交部翻译完成，中文有6万字，并不厚，于198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印数极少，基本是对利比亚大使馆的交差。1999年，因为绿皮书原文增订，研究中心再次出钱，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绿皮书中文版。《绿皮书》在中国的销量自然不会好，因为内容充斥着上下不连贯的古怪论断或者常识，比如说“男人不会怀孕”，还有他解释非洲人生育孩子数量多的原因是“在炎热的气候下他们很懒惰”，中国读者不可能会为此买单。

联合国禁运的影响导致利比亚政府资金短缺，加上长期以来外宣效果不佳，而且卡扎菲本人也动了和西方缓和的念头，因此于2000年左右利比亚政府逐步停止了对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它变成了一个民间的出版机构，靠书在国内的惯性发行，和所属第三产业收入勉强维系运行。

2001年由该中心全资资助在中国出版的卡扎菲的小说中文版，算是这个中心最后几批外宣努力之一。之后该中心就再无输出“思想”作为。今年5月10日，该中心被北约导弹炸毁，遗迹被官方开放给外电记者参观，完成了它的最后宣传使命。

【武汉大学和卡扎菲】

这里提到的卡扎菲小说中文版的出版发行，牵涉到了卡扎菲外宣力量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第二个个人管道——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的主任、李荣建教授。

今年56岁的李荣建教授是上外阿拉伯语系的工农兵时期毕业生，1984年开始做中建公司驻利比亚的阿语翻译，对利比亚有了一些个人感情，后曾经在埃及和叙利亚访学、在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有相当深厚的阿语文化翻译功底，翻译过著名利比亚作家的作品。在一个利比亚作家的中文译本出版交流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了解到卡扎菲也在1990年代出版了一本小说的时候，就让译者之一、当时是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李荣建帮着联系版权和翻译。而联系成功之后，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愿意全额资助，唯一条件是全部按照利比亚要求出版——书名必须是《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以及其它小说》。

这种咆哮体书名根本不符合中国出版要求，所以出版社干脆狸猫换太子，完全按照利比亚要求的版本，只印了100多册，全部送给驻华大使馆；而按照中国出版要求的书名《卡扎菲小说选》印了5000册，但这本109页的小说书因为作者的太烂，所以卖的非常不好，库存大部分已经销毁。

不过，利比亚驻华大使馆特别重视此次中文版出版，还专门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次资助的甜头，让李荣建有了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信任，让该中心在失去了卡扎菲官方预算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勒紧腰带，于2006年末拨给李荣建所领导的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一笔款项，用于两个中心长达三年的“学术合作”。阿语是小语系，各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资金来源都不如西方语系研究中心来的充裕，因此这笔捐款对武汉大学来说是个好消息。而这三年的合作，开始的标志性项目，就是武汉大学2006年11月召开的“卡扎菲著作学术研讨会”和2007年4月召开的“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关阿拉伯研究的学者和相关的中国外交官、利比亚大使馆官员，济济一堂，宾主言欢。

但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武汉大学这三年和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合作，就成为一个无法抹去的尴尬，而各个学者专家在研讨会上讲的场面话，被网友翻出来嘲笑。

【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今年利比亚革命开始后，国人在媒体和网络上，对卡扎菲的态度有很大分歧。央视和凤凰卫视的一些评论员、《环球时报》的一些报道，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角度，因反对北约干涉利比亚内政，对卡扎菲有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正面评论，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对卡扎菲反西方形象的符号性消费，当时也遭到了其他媒体和一些网友的反对。

不过，在网友翻出武汉大学研讨会的那些对卡扎菲溢美之词后，加上媒体对卡扎菲的消费，让网友有了“卡扎菲”被看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印象。这样的看法，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和利比亚新政府未来的交往。因此，外交部10月22日破天荒地联系官媒发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接受法国记者的长篇采访，标题竟然是《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

卢司长的澄清令人意外的高调，但的确是事实。因为卡扎菲和台湾牵扯不清的个人关系，对中国企业的刁难和他本人乖钻的性格，中利关系当然不是武汉大学研讨会上呈现的那样温情脉脉，中国官方也从来没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形容卡扎菲，而中国和利比亚理应开始崭新互利的外交篇章。

安替

今年10月31日万圣节夜，当西方国家的大人小孩装扮鬼神吓人的时候，媒体也会在认真讨论另外一件令人恐怖、至少是值得担忧的事情：在那一天，联合国会宣布全世界人口达到70亿人。

当然这个数字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那天，联合国会指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基贝拉贫民窟的一个新生儿为那一天生活在这个星球的第70亿人。之所以选择基贝拉，也是表达了联合国对人口问题的担忧：面积2.5平方米的这个贫民窟，有近百万人口，简直就是地球人口未来的写照：拥挤的居住条件、匮乏的资源。当然这和联合国人口居住规划署总部就在内罗毕也有相当的关系。

这位肯尼亚小孩当然不是这个星球的第70亿个人类，根据法国人口统计学家Jean Bourgeois-Pichat的估计来推算，他（她）应当是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诞生后的第830亿个人。1987年7月11日，第50亿人口象征性诞生在面临解体的南斯拉夫首都萨拉热窝，这一天也成为了每年的世界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第60亿人口象征性诞生在刚刚从内战中喘气的新波黑首都萨拉热窝。按照这每12年就增加10亿人口的速度，2050年之前世界人口就可以达到100亿。

我们的地球到底能负担多少人？从资源角度上说，有乐观的一面，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能源可以继续创新、居住空间可以继续高层化、基因技术可以继续改造我们的粮食生产以适应更多的人的需求，很多专家认为能够支撑高达600亿的人口。但也有悲观的一面，因为无辐射、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15摄氏度左右合适的地表平均温度这些地球宜居条件是相对稀缺资源，所以大部分科幻片对未来的环境描写，都是一副末世画面，地球的“人类纪”的确是一个“人进天退”的对大自然的剥夺过程。

资源之外，人类社会政治系统的主流现代民族国家系统，无论是大部分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其治理模式都是成熟于世界总人口10-20亿时代（192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发展，威权国家治理模式（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适应世界总人口50亿人时代，因为根据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民主国家无饥荒，饥荒是资源配置上的政治失败。但到世界总人口100亿人口，当前西方主流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也遇到了老龄化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变革，才能适应百亿人口时代。

这样基于人口增长的政治改革端倪，已经在互联网时代开始。互联网导致了信息的全球化、引发资源的进一步分散配置。如今，类似基贝拉贫民窟地区的贫穷，会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和支援，当地地方政府、国家政府的治理失败，会导致国际组织和NGO来接管部分政治功能。这种个人团体、地方政府、民族国家、区域联盟、联合国五个层次的权力互相移交和支援，正展现了更复杂的全球民主治理的模式，让人类有信心让未来的数百亿人口有尊严地活着。

作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也面临着政治改革和老龄化问题的挑战。但因为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有了一个在人口问题上处于发达国家的位置：我们暂且不需要担忧过快的人口增长，我们反而需要担忧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的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红利的结束。因为本质上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按照人口密度算，中国每平方公里有140人，在主权国家中排第57位。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发达地区或者大国有：台湾（637人）、韩国（495人）、荷兰（406人）、印度（362人）、以色列（360人）、比利时（342人）、日本（335人）、英国（256人）、德国 （228人）、意大利（203人）等，连以能滑雪不能住人的阿尔卑斯山著名的瑞士，人口密度比都中国高（185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让中国能够支持14亿的生活，但只有更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改革，才能处理正在发展的老龄化社会危机，而改变人口观念，放松计划生育，也是中国人口结构更加健康的重要前提。

安替（为南方某媒体写，出版前夜因禁令毙稿）

【由外国势力挑起的美国运动】

9月17日星期六，约1000人在美国下曼哈顿地区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上进行示威，他们自称“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简称OWS（占街）。但华尔街是行车街道，别说是占据交通太久不太可能，就是短期示威，也没有能一个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因此他们试图占据华尔街旁的一个商业广场未果后，终于选定一个街区外的Zuccotti公园作为安营扎寨之所，而且竖起了标志、恢复了该公园的旧称：“自由公园”。到了晚上，上百人睡在公园里面用纸盒搭成的遮蔽物里。

当天的抗议根本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意大利和希腊欧债危机的时刻，这1000人的抗议，只是糟糕世界经济局势的一个小注脚。谁都没想到这个占街运动愈演愈烈，目前已经涉及全美70多个城市，开始“占领波士顿”、“占领华盛顿特区”、“占领芝加哥”，而且还蔓延到加拿大、欧洲和亚洲，在他们的主页上标出了已占领城市的谷歌地图，可见很多美国都市已“沦陷”。

实际上，这场发生在美国的占街运动，不折不扣是由海外反体制势力挑起的。早在6月9日，加拿大的环保、反消费主义媒体组织Adbuster就注册了Occupywallstreet.org的域名（7月14日注册了更加简洁的occupywallst.org）。7月13日，该组织发出呼吁，提出9月17日和平占领美国纽约市华街的抗议方案，并且设计了在金牛雕塑上面的舞者的招贴画。这样的倡议，得到了“纽约人抗议削减预算”、“匿名者”等组织的响应，通过互联网聚集了最初的1000人。

虽然这是加拿大人最初倡导的运动，但美国示威者显然没把他们当外人。运动挑选华尔街作为抗议的起点城市并不是随机的，因为抗议者反对的就是金融家的贪婪、美国贫富差距和华尔街对华府的过分影响。有一个抗议者的标语，说明了运动的愤怒来源：“华尔街占领了华府，让我们占领华尔街”。

最初两天在推特和Facebook上的运动传播还是局限在小范围，第三天是周一，华尔街正常开市，网络电视台Current TV开始进行报道，引发了网络更多的关注。第四天，纽约警察用1845年的法律抓了几个蒙面的抗议者。而第八天由于示威者向曼哈顿上城进军，警察抓捕了80多人，并且喷射了胡椒水，动粗视频传上网络，才引起了媒体的逐步关注。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发生在10月1日，5000占街运动人士向布鲁克林大桥进军，几乎是在警察的引导下引发冲突，700人被捕，因为全部过程当场就在网上直播，警方的过度执法，立刻引起《纽约时报》等媒体大篇幅的介入报道。10月6日，运动扩散到了纽约之外全国各地。

【占街运动的诉求是什么】

无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开始的针对威权政权的革命抗争，还是美国近2年针对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的茶党运动，还是中国人熟悉的周边地区如台湾的“天下围攻”倒扁运动、泰国的红衫军的反他信运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诉求。例如茶党运动的利益诉求主体是讨厌大政府的美国白人保守中产阶级，而诉求就是把民主党总统和议员拉下马、让共和党重新执政。

占街运动前两个星期主流没有多加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虽然运动目标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纳税少的富人，但整个运动的政策诉求非常少而且不清晰：它既不要求明确通过什么法案，也不要具体什么人下台，更没说让什么人上台；而参与者随着占街运动扩散到美国两岸和中部，也各行各业、各色各样。

目前的占街宣言，例如9月30日的《占领纽约市宣言》称：“作为联合起来的人民，我们承认以下现实：人类的未来需要成员的合作，我们的体制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以防范体制腐败的侵害，这需要我们个人和邻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简直是抒情，哪里是政纲。参与占街运动的民众，与其说是表达明确政治宣言或者支持奥巴马，还不如说让主流社会认识到他们的愤怒。

不但是媒体在一开始轻视了这个运动，而且老社运领袖也颇不以为然。美国政治家、外交官兼民权领袖身份于一身的Andrew Young称“占领华尔街”并不是运动，而只是“激情呐喊”，理由是运动需要组织，而不仅仅是异见表达。的确占街行动和1960年代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相比，极为缺乏组织，但把半个世纪前的抗议组织经验来套网络2.0时代的“去中心的领导方式、去组织的组织结构”新型社会运动，显然就有些傲慢了。之前的奥巴马网络选战、茶党运动，就并不是中心式的领导组织结构。

同时，占街运动也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攻击和占领的是华尔街和大城市的主要广场、街道，虽然有左翼的人物参与（左翼哲学家齐泽克以及中国新左派人物也在其中），但没人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满当前金融资本家出问题的时候被政府拯救、之后又继续贪婪的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腐败现状，要求对出问题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正。至于往哪个方向改变，怎么改变，这就不是这场运动所表达的了。

其实历史上在美国1930年代大衰退时期，也有类似的快闪运动来表达类似的无明确诉求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但不同的是当时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利用民众的不满，实施新政，为美国社会平等建立的新的篇章，而今天的奥巴马，是个相当中立的总统，无能力也无意愿利用占街运动——他不可能得罪对他也相当支持的华尔街机构。

【茶党之后另一半的平衡运动】

2008年末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引发危机的金融系统——华尔街的银行进行了援救，基本让这些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活了过来。但在过去的2年多中，美国经济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未见好转，失业率依然保持在9.5%以上。

在衰退的经济中，必然人们会开始表达不满。金融危机是由术语组成的危机，如何拯救，连媒体都必须引用专家来表达，普罗大众更是云里雾里。但从布什最后一年到奥巴马的前三年的四年政府拯救，大量纳税人的钱填补了华尔街银行家的窟窿，但也没看到经济有多大起色，选民就是再不懂金融学、经济学，也明白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罪人”无非是两个方面：制定宏观政策的政府，以及那些危机的制造者金融机构。

最先走上街头的是保守派民众。民主党的恢复经济计划包括增税，这就一下子挑动了有悠长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神经，代表小企业主、保守中产阶级的茶党运动借着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大政府、福利社会和增税而崛起。共和党有效利用了茶党运动，在国会的改选中增加了议席。接茶党之力，共和党让奥巴马政府不但增税法案无法通过，而且还强迫奥巴马接受共和党的议程——削减公开开支。这场挟茶党逼宫的戏一直唱到了差一点美国要债务违约、导致标普对美国降低了主权信用。

共和党希望人们把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指向奥巴马，但显然这样引导有些用力过猛。奥巴马的确支持率是上台以来最低，但这不代表民众就支持共和党，国会共和党的支持率比奥巴马的还低。另一半的民众在想琢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华尔街“肥猫”们能靠纳税人的钱安然渡过危机、恢复豪华生活，而普通民众的福利和公共开支（包括教育、科研）就得被削减？如果说企业主们是“工作机会创造者”，这大概没多少人反对，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大概最没资格在这场危机中自诩对经济的贡献，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在拯救后多对美国社会做一些贡献？

巴菲特8月15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我交税比秘书还少”的主动表态，彻底击中了非保守普通民众的心，可以说是917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能展开的最主要导火索。经济危机中，中产阶级财富在不断缩水，而富人却因为当前的金融体制而不断富裕，这样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直以来美国人自豪的兼顾自由和平等的资本主义，显然美国出问题了。既然共和党坚持要削减公共开支和福利，而奥巴马和民主党又没有能力实现进步议程，那么人们只好走上街头，表达对现有体制无法解决经济症结的强烈不满。他们并不是仇富，而是在问一个推迟了2年的问题：凭什么用我们的钱来救肥猫？

《大西洋周刊》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建议，说其实茶党运动和占街运动应当排除异见，互相联合。因为他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的党派，但愤怒的出发点都是对2009年华尔街拯救方案的事前合法性和事后有效性的不满，只不过茶党无视基本事实，偏执地认为，这是奥巴马和民主党的错误，而占街运动干脆都说不出、或者说不清是谁的错误。而他们的共同点其实很清楚，两党政客和金融机构利益结合的太紧，救华尔街富翁们救的很快，但创造就业机会，无论是对普通工人的支持，还是对小企业主的减税，都捏捏扭扭、互相冲突、乃至一事无成。当前的美国，越来越不是茶党人和占街者的美国，而越来越是华尔街的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对当年靠平等主义立国、拒绝贵族传统的美国社会来说，就是堕落。

【运动向何处去】

占街运动发生在纽约、波士顿这些都市，参与者往往是学生、教授、新媒体、高科技工作者和社运团体，为了声音表达更为持久，所以运动一定保持在“轻度暴力”这个尺度上。和茶党的集会不同，占街运动采取的更为游走在反体制边缘的“占领街道”，因为没有和政党的联盟，不这么做就无法引起媒体的关注和体制的妥协意愿，如果不对日常秩序产生影响，大概就和在布什度假屋外扎营的反战母亲一样，极少得到关注。但也不能采用真正的暴力，否则暴民形象一旦形成，就会分化自己的支持者，成为少数派，而且给了警察部门以收拾的很好借口。相反，以“轻度暴力”等待警察“过度执法”，却是很好的运动策略，实际上，在纽约市警察局用胡椒水对付女抗议者、布鲁克林大桥抓捕700人的媒体报道，的确就是这次运动的最好文宣，一下子获得了很多国内外的舆论支持。

不过“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质上是进步主义的运动，即便他们不认可民主党作为同盟，民主党也会见猎心喜，这天然是对共和党的茶党选举之势的遏制。奥巴马总统和佩罗西女士都表示了谨慎的支持，而《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力挺。但除了这些谨慎的支持之外，目前民主党还没有和运动联合的意思，因为有两个方面的顾虑。

第一，上面提到民众不满华尔街占领华府，意思是华尔街金融家们通过K街的游说公司和政客选战筹款人那里，不断输送政客亟需的合法献金，而华尔街是不挑党派的。实际上，奥巴马当然也是华尔街献金的宠儿。明确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绑在一起，等于和自己的选举资金过不去。

第二，因为目前占街运动有很强的左翼色彩，民主党中的主流政客不希望因为党和运动捆绑而向左翼倾斜，导致失去大多数美国人的选票。其实这正是共和党和茶党捆绑过紧的问题——目前的共和党党内选举，很容易得出一个能赢得党内支持，但完全无法赢得大选的候选人。

但奥巴马只要有意愿，他完全可以借着这股舆论的向左转，强化在增税议程上对共和党人的要价能力，最终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自己的承诺。而且在国会选举、地方选举层次，占街运动，哪怕不能持续地更久，也能帮助民主党阻止已经蔓延开来的茶党势头。

更重要的，这场全国范围的抗议，也是一次所有美国人反思的好机会，认真地在想想，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正当全世界在观望中国政府是否会购买南欧国家主权债券以拯救欧债危机的时候，中国却必须注意自家的信贷危机了。四月至今，九十多名温州老板欠款外逃、民间债务总额200多亿。温家宝总理10月12日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意味着在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被中央政府干预和暂时压住。

有人把温贷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加以对比，但因为温州民间贷款的规模和危机程度，还远没有到国家级危机的水平，因此对比显然失当。不过，温州民间信贷出现的断裂问题，却代表着中国奇迹最主要的贡献者——私人中小企业——开始运转不下去了，并且这些企业主的出路选择都非常单一：跑路移民。

《哈佛经济评论》网络版4月份曾经把把中国官员富人在外国读书的孩子们，称为“Just-in-case Generation”（以防万一的一代），说这些家庭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就会移民，而在外受教育的孩子，就成为打前锋的“以防万一的一代”。而这样做的家庭中，温州人显然占很重要的比例，欧美各地高中大学，温州孩子已经占一席之地。

自古有商贾传统的温州人，因为独特的商业人际和信息网络，对投资利润的敏感度也在全国数一数二。前些年的温州炒房团、买矿团和今年的老板跑路，本质上都是对资本的追逐。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广义货币M2的年增长率在20%以上，这等于说，如果任何投资的获利年增长不超过20%，那么就“跑不过通胀”，而放眼全中国，能达到这样的高额利润的，当时也就是煤矿和房地产了。

这就是包括温州在内的沿海地区实体经济渐渐破产的主要原因——辛辛苦苦雇人一年的小工厂利润，还不如在上海炒一套房子，那么必然引发民间信贷相对发达的温州人，开始家家参与高利贷投资，支持金融投机。这样的投机显然危险，因为煤矿买卖终究会被国家管制，而房地产就是泡沫，迟早有不再上升的时候，高利贷就会无法还清，而今年就是这个时候。但温州老板在无他处可投资的情况下，只能抱着捞一把就是一把的心态，权当为投资移民筹集资金。

中央目前的干预，也只能算是压住。因为要求国有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信贷操作难度又大，而且也于事无补。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从业绩考核和基本政策上就是亲国有企业、疏私人企业，一纸命令无法从根本改变这样的歧视。

目前温州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疏困支持，追加了180亿的小企业贷款指标，基本上能填满这次出现的资金漏洞，这样环环相扣的民间贷款网络就不会因此蔓延成家破人亡的大范围悲剧。不过这样实质上是以国家财政为温州资金漏洞买单，是金融上的维稳。在填满了温州200亿贷款漏洞之后，一切的问题都回到起点：没有多少可以跑的过通胀的投资点、房地产泡沫结束后投机者资金断裂。只要包括温州人在内的商人继续觉得跑路是最安全的投资，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没有结束。

安替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得感谢上苍没让你生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在男女相对平等的中国和西方世界，很少人关注到这个中东石油王国妇女的处境。沙特在今年9月22日迎来了建国79周年。之后一周内，先是阿卜杜拉杜国王宣布2015年妇女可以参与市一级的选举和投票，后是一位叫Shema的妇女因7月试图自己开车而判十下鞭刑，只是最后一刻被阿卜杜拉国王赦免。

即便在有限制女性权利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也只有沙特至今不允许妇女投票和参选，同时妇女必须需要男性监护人（父、夫、兄、子）的书面同意，才能旅游、工作和上学，妇女也从来不可能有驾驶证，目前尚有几位妇女因为自己开车而被关押。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对妇女的歧视，但像沙特这么法律明文支持，还是全世界唯一的例子。

沙特阿拉伯是世袭绝对君主王国，目前已经87岁的阿卜杜拉国王是开国君主阿齐兹的儿子。没有全国选举，除了执政的沙特王室之外，另有一个咨议会（Shura），全由国王任命，工作是给他提一些建议。2005年，在911反恐战争美国的压力之下，阿卜杜拉国王开放市级地方选举，178个市镇的议员一半交由民选。当时就有妇女投票参选的呼吁，阿布杜国王当时也是许诺下次。但届满后的2009年，市级选举被推迟，一直到今年9月29日才恢复，而当时对妇女的许诺，又被推迟到下一届（2015年），本周选举依然妇女禁止投票、参选。

国王是在9月25日咨议会开幕式上宣布这一承诺的，同时还表示以后会任命一些女性代表进咨议会。阿卜杜拉国王被西方称为“谨慎改革者”，主要是因为在911事件之后，当时摄政的阿卜杜拉积极配合美国反恐战争，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对西方关系。这点的确很重要，因为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和沙特王室以及宗教高级领袖一样，同属于保守的“瓦哈比”（Wahhabi）派，阿卜杜拉在反恐战争中能站在西方这边，这对瓦解恐怖组织获得更大范围资金、资源支持方面作用重大，同时沙特石油储藏占全世界已经探明的24%，是资本主义世界能源保证。这也导致西方政府对沙特的人权状况、妇女权益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阿卜杜拉做出的任何缓和承诺，哪怕实现都遥遥无期，都会表示欣慰。

在外部压力之下，阿卜杜拉也在进行着极其缓慢的改革。2005年，他刚刚从摄政王扶正，便出访外国，不但因美国压力开放地方选举，他还在出访中国时随团带了妇女企业家。2009年，一边推迟市级选举，一边破天荒任命妇女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这次对开放女性参选投票，也是对今年一月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的回应。在突尼斯、埃及革命之后，阿卜杜拉不但没有进行任何自由化改革，反而一面紧缩、一面收买：他宣布对宗教人士的批评可入罪，同时给公务员加工资、增大基建投资。半年之后的今天，在和高级宗教人士商量后确定对保守的“瓦哈比”国教无害之后，他才再次宣布了选举对妇女开放的“承诺”。

这样的“谨慎改革”，其实无法解决沙特目前最核心的政治危机：继承合法性问题。阿卜杜拉是第6任国王，依然是第二代，无数第三代王子在等待第二代都去世后，争夺继承权。这个石油王国的政治极端保守、拒绝政治和社会改革，已和经过阿拉伯之春洗礼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越走越远。

不过，互联网依然在保守的沙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推动作用。虽然国家电视台永远播放着王室活动和宗教仪式，但同属阿拉伯世界而且因为石油而富足的沙特年轻人，已经早就是半岛电视台、黑莓、推特、Facebook和Youtube的粉丝。去年10月，沙特政府不得不宣布限制黑莓的即时消息机制，因为虽然警察会在街上隔开走的过近的年轻男女，但这些电子新世代，可以用黑莓来商定约会地点时间，“非诚勿扰”，极为保密。阿卜杜拉国王对妇女的选举开放承诺，在互联网2.0时代显得实在是太没诚意了。

安替

9月17日，台湾威权时代情治大老汪敬煦以93岁高龄在台北去世，永远带走了一批八十年代政治谋杀的秘密，为台湾尚未完成的转型正义再添遗憾。同时，他中年时的利比亚好友卡扎菲上校，正四处躲藏，疲于奔命。

汪敬煦1918年5月30日出生于杭州，抗战爆发，自南开大学投笔从戎，陆军军官学校半年培训后投入战争。他英语很好，被送到美国陆军工校、美国参谋大学正规班进修，是抗战、内战期间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军事情报人才，后随国民党退守台湾。1964年在担任工兵学校校长时，曾组织军事代表团前往利比亚，协助卡扎菲建立军事系统，和疯狂上校建立了个人友谊。

更重要的是他57岁之后连任台湾三大情报机构首脑长达十年，抵挡过党外势力的崛起，身上也不免也沾上了民主人士的血迹。他的情治首脑经历如下：1975年起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78年7月起任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81年12月起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85年12月才转到总统府任军职。把他的情治十年比照一下台湾的民主历程，就能理解他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阻碍或作用：

美丽岛事件，从《美丽岛》杂志创刊（1979年8月）、高雄国际人权日事件（1979年12月）及大逮捕、美丽岛大审警总军法处起诉（1980年2月），大审时林宅血案（1980年2月）、到后续的陈文成血案（1981年7月），汪敬煦时任最重要的台湾治安首脑——警总总司令，是镇压党外异议运动的总指挥。而美丽岛事件当事人和律师团及家属就是日后的民进党的雏形。

作为治安头目，汪敬煦对自己在美丽岛事件所作所为并没什么反省，基本以“奉命”对之。台湾国史馆1993年曾经出版过他的口述回忆录，可以看出他对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谈到美丽岛民主英雄们，汪敬煦说，“我和被捕的美丽岛人士有所接触”，而这所谓的“有所接触”，其实就是他下令进行了大逮捕和车轮审讯，经过蒋经国“不杀”命令的干涉下，他的军法处对施明德等美丽岛涉案人员以叛乱罪起诉。十二年后的口述中，汪敬煦还把美丽岛团体的幕后支持者，归结为日本、美国势力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阴谋思维一直维持在汪的头脑中一直到他离世，并没有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改变而改变。

对于美丽岛事件派生的两个血案，汪敬煦一直保持沉默。1980年当林义雄还在羁押中，2月28日，他60岁老母和6岁双胞胎幼女被有军事背景的人残杀在家中，轰动世界。大审之后第二年7月，从美回台的学者、美丽岛支持者陈文成，被警总讯问后，在台大校园发现“被自杀”。这两件血案，即便在民进党当政的八年，也没得到任何厘清。马英九当政后，2009年3月宣布重启对两血案的调查。

林宅血案因事隔太久，查无结果，也没有情治人员布控的踪迹，汪敬煦脱去嫌疑。但他竟再提他的阴谋论，坚称大赦国际人员家博（Bruce Jacobs，今为澳洲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涉嫌。而陈文成案，高检署对汪敬煦等人进行了调查，但因为无明显证据，最后不予起诉。林家母女和陈文成灵魂从此无法安息。

而著名作家、《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害（1984年10月）时，汪敬煦任国安局局长，直接负责海外情报处置。在体会了美丽岛案蒋经国态度之后，国安局长时代的汪，已经审慎很多，似乎也感觉了即将到来的政治空气变化。

根据林宅血案、陈文成血案和江南案故事综合改编的美国电影《被背叛的美丽岛》，香港演员曾江扮演了一位将军，暗示美国来台的FBI探员，此案通天，有“总统”儿子参与，自己只能尽量帮FBI的忙。真实历史是，江南案发生后，蒋经国大怒，命令汪敬煦等五人组成办案小组。在五人中，汪是主张积极严惩涉案情报官员的人，他也主动和美国FBI配合，很快提供案情资料，甚至允许美方派人来台审问。最后不但抓到元凶竹联帮首脑 ，同时也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及其党羽。江南案的高调解决，让下一代既定领导人子蒋孝武外放日本和新加坡，从此蒋经国断了传位予子的念头，于1985年透露开放报禁、党禁之意，默许了民进党的成立，从此民主进程在台湾合法开始。

汪敬煦在台湾国民党威权转型的最后关头，发挥了一定的护航作用，这也许就是他在李登辉、马英九时期依然受到尊重的原因，但陈水扁执政期间，也对他丝毫没追究，这不免让很多人感到奇怪。除了国民党党产之外，林陈两大血案是台湾转型正义的重大遗留问题，如今随着汪敬煦的去世而彻底湮灭，这不能不让台湾热爱民主的人们抱撼终身。

安替

中文网络上讨论的韩国人的发明，很多都是假的，但韩国真的第一个在地球上以国家的名义实施了“网络实名制”，更是第一个宣布废除该制度的国家。当Facebook和谷歌Plus试图在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及中国部分官员在讨论类似可能性的时候，韩国人四年实名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借鉴。

实名制想法先是在金大中总统任期的2002年酝酿和测试，在卢武铉总统任期的2007年，韩国行政安全部扩大网络实名制度的使用范围，凡是每天超过10万访问量的大网站，都必须实施网络实名制。网民登录这些大网站的服务之前，必须提交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如果你是外国人或者是在韩他国侨民，没有韩国居民身份证，就要单独和网站管理人员联系，确认自己的身份信息。

金大中和卢武铉都是左翼总统，为民权奋斗了一辈子，本身曾经就是言论控制的受害者，没理由认为实名制最初是为了进行政治控制。实施实名制当初理由是为了保护公民特别是演艺人员，不受恶毒的网络言论的攻击。在传统儒家文明依然有影响的韩国，很多演员因为不堪网络和媒体上的风言风语，选择自杀。政府认为，如果实施实民制，每个人有真实身份作为担保，就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多。

而韩国没有国家级的网络防火墙，因此实名制法律上也针对国际网站如 Google、Youtube、Twitter。这样的规定，自然韩国国内网站都遵守，但国际网站肯定都不买账。谷歌明确表示反对旗下的Youtube对网民要求身份证号码确认，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韩国用户进行封锁，拒绝韩国用户上传视频，以免形成和韩国法律的直接冲突。韩国用户也有对策，把地址设置改成“全球”，就能避开Youtube的限制，这么干的还包括韩国总统的青瓦台办公室，必须换地址设置才能更新总统的Youtube视频。

韩国网络实名制度，遭到了互联网言论自由机构和专家的抗议，他们认为匿名是网络自由的灵魂。不过这样道德上的批评，其实没有触动实名制真正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到了2011年，Facebook和谷歌，会拾起当年他们在韩国反对的实名制，要在自己的网站实施。而本栏作者就是Facebook实名制的受害者，使用六年、拥有上千好友的账户在今年2月被以非真名的理由删除。实名制真正的诱惑是：打通虚拟治理和地上政府管理，让政府拥有虚拟世界绝对权威，或者让网站拥有地上的政府权力。

反讽的是，2011年8月11日，韩国政府终于考虑结束实施四年的网络实名制。原因竟然是不断有证据显示，实名制更方便“身份盗窃”，因为网站用户和身份资料连的太紧密，所以也方便了黑客，很容易搞到一整套的公民身份数据，然后用作非法用途。韩国行政安全部向执政党议员报告拟定实施的保护网络个人信息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取消实名制。

直接导火索是7月实施实名制的社交网站赛我网和Nate网被黑客攻入，3500万用户的个人真实信息被泄露，包括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真实地址、血型、个人照片。这样大规模的网络身份泄露事件，也不是第一次，2008年针对eBay韩国子网站的黑客攻击，也导致1800万网民真实资料泄露。对比一下韩国网民人口3700万、居民总人口4900万，这等于说95%的韩国网民、70%的韩国人的身份资料已经外泄。这样的悲剧，可以说完全是希望打通虚拟和真实两个世界联系的网络实名制导致的。

第一个在地球上实施网络实名制的政府尝试失败，但Facebook和谷歌这两个网络帝国，正在试图保存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权力扩张。但权力和保障应当对应，否则权力就会被质疑。韩国政府无信心保障网络的绝对安全，所以权力缩回去了。而Facebook和谷歌是从相反方向扩张，那么它们有能力保障实名制网民公开身份后的地上个人安全和自由吗？最后提醒一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无论地上还是网上。